法国女导演米娅·汉森-洛夫的电影，总是呈现出一种毫不费力的松弛和自信感。就像《将来的事》中由伊莎贝尔·于佩尔饰演的中年哲学教授一般，她在故事中遇到的任何一件事——中年离异、母亲病重、一场给她希望却又无疾而终的暧昧关系，都足以将一个精神脆弱的普通人压垮；但于佩尔与汉森-洛夫在电影中为观众奉上的，却是一个镇定、自知、坦然的背影。这与导演本人的性格大概有着密切关系。

她的新作《晨光正好》在很大程度上承继了《将来的事》的风格：背景设定在当代巴黎；故事由女性主人公与父母的关系和她正在面对的亲密关系这两条主线串起；画面中充满明亮的暖色调，巴黎阳光和35毫米胶片质地，使影片具备可感的温度。而两部影片要探索的主题，也终究是同一件事：面对青春不再的人生岔路口时，一个女人该如何为自己和生活保留希望，用坦荡且不过度在意别人眼光的脚步，继续走下去。

但两部电影的主人公依然有不少区别。和于佩尔的角色相比，《晨光正好》中蕾雅·赛杜饰演的桑德拉更年轻，生活的大门向她敞开得更多；但以做英法和德法翻译维生的她，并非于佩尔的角色一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她没有近千本哲学书籍所带来的智性甲胄，所以在面对人生变故和不确定性时，会泄露出更多彷徨。

影片开篇于桑德拉对父亲的探望。父亲曾是哲学教授，思考、语言和记忆对他而言是最珍视的财富。但此刻的父亲，由于突如其来的病症，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视力、记忆力和清晰表达的能力。无法独立生活的他，很快会被送进养老院，而桑德拉也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处境：父亲的生命还在，灵魂却已渐渐消失，她需要提前接受和哀悼父亲的抽象死亡。

与此同时降临到桑德拉生命中的，是一场爱情：阔别多年的男性朋友克雷芒和她在公园里重逢，两人本是陪各自的子女玩耍，却在随后的相处中渐渐产生火花。关系的阻碍元素只有一个：桑德拉已经离异重归单身，克雷芒却没有。这个房间中的大象，为关系带来不确定性，桑德拉也因此不得不在渴望、占有欲和自尊心之间做平衡。

通过两条剧情主线，我们能清晰看到汉森-洛夫电影的核心张力：在它们当中总是有两个相互撕扯的箭头，一个指向过去，一个指向未来。仅看片名，《将来的事》着眼重点显然在于未来，但为了未来更好的生活，女主角必须要对自己的过去做出种种清算。《晨光正好》中的桑德拉，则同时感受到两种相互矛盾的力量：一方面，父亲在渐渐凋零，她与父亲的纽带和两人共有的记忆，也在不可挽回地走向崩塌；但另一方面，对克雷芒的欲望，又再次点燃了她的生命之火。原本不再渴求爱情的心，在克雷芒的柔情之中复活：“如此美妙的身体怎么可以沉睡如此之久。”大概没有哪个女人能抗拒如此赞美。

桑德拉便在回望与重生的双重力量间撕扯着。她对每况愈下的父亲充满不舍，却又对与克雷芒的未来抱有低限度期望。影片最后，在克雷芒决定离开妻子与她在一起后，她也随即下了决心与父亲告别。这或许是自私的选择，却也是当时情境下为了重新投入生活所能作出的唯一选择。

《晨光正好》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蕾雅·赛杜。在汉森-洛夫的镜头中，她不再是Prada和LV等奢侈品巨头的广告女郎，也不再是007系列与《法兰西特派》中指代着法式性感的符号性人物。通过短发造型和相对朴素的着装，汉森-洛夫将观众的注意力从赛杜的外在移走，转而强调她气质中的敏感与忧伤。而赛杜的此次表演，也是她的生涯最佳之一：她的洗尽铅华，她对平凡情感的把握，她用微妙方式赢得观众共情的能力，都展现出她作为演员的质变。

从某种程度上看，《晨光正好》与当下世界电影潮流背道而驰。当几乎所有热点电影都在强调弱势群体的权利和身份政治时，《晨光正好》却在花大量篇幅，呈现所谓特权阶级的苦恼。电影中的每个主要角色都是白人，但他们各有各的生活困扰：巴黎的房价使得他们很难找到能够安静思考的住处，即使拥有如此居所，生活的变故也能轻易让这个原本被称为家的空间崩塌（父亲患病后，他的公寓立即被退租，他的书籍也不得不四处流散）；在小巴黎区域几乎不可能找到性价比高且有床位的养老院，但若将养老院选在大巴黎区域，亲人们就不得不承担花在路上的时间成本，且不可能频繁探望。这些不是攸关生存的社会底层问题，却仍会令人挫败。

即便呈现了上述苦恼，《晨光正好》的调子，依然从始至终透露出一份气定神闲。法国的经济地位虽已不如以往，但物质与文化底蕴为其民众带来松弛与自信，出于情感、智性、心灵等各个层面的自我实现需求，让他们对未来有着更多元的期许。丰富的精神层面的考量维度使他们对生死更包容，对个人生活中所谓不道德的部分更包容，也对人性和人类情绪中种种幽微的细节更能体认。

这种松弛对我们中的大多数来说，可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态度。

吴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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