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坂本龙一

“德彪西转世”

坂本龙一在打捞声音。“我在把声音钓上来。”北极圈内，他笑着蹲在冰原上，小心地把录音设备由绳子吊着沉入裂缝下的流水，全球变暖使得水流声加速。他说，这是他听过最纯粹的声音。

纪录片撷取的镜头中，坂本龙一经常在收集声音：在城市的屋子里，他听雨打在不同物体上的声音——胶桶套在头上听；在森林里，他举着小棍子在各种东西上敲敲打打，收集这些声音穿过树林和风的回振；回到纽约西村的家中，他在收录的自然音的播放中开始弹琴、作曲。

Coda，音乐术语，指乐章最后段落里强调终止效果的乐段。12月16日，以此为名的坂本龙一纪录片自2017年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映两年后，终于登上中国部分电影院的大银幕，中译名为《坂本龙一：终曲》。从坂本龙一2012年为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的义演开始，纪录片拍下了他在五年中的音乐创作历程和新专辑《Async》的制作过程。

上映的两天前，坂本龙一特意开通微博分享了中文自我介绍的视频，音乐人张亚东和演员李现在微博中热情表达了欢迎，这条微博的3万多转发量或许可作为坂本龙一在中国受欢迎程度的注脚。

67岁的钢琴家和作曲家坂本龙一以电影音乐而闻名世界，他曾因《末代皇帝》电影原声带而获得1987年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奖。坂本龙一的音乐经历过几次风格上的转变，因此他的听众中不仅有电子音乐迷，也有古典音乐迷。上世纪80年代，他也曾作为演员参演了获9项奥斯卡奖项的电影《末代皇帝》和获得金棕榈奖的电影《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尽管他对短暂的演员经历的自我评价是“吊儿郎当”。

“自己竟然会得癌症，我也没法相信。”纪录片中，坂本龙一一头灰银色的头发，龟纹镜框下是双温柔又有些疲惫的眼睛。接着他有点疑惑又不可置信地笑着说了句：“感觉好像开玩笑似的。”

▲坂本龙一（左）、大卫·拜恩（中）、苏聪（右）在1988年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合影

当2014年脖子左侧出现肿块时，62岁的坂本龙一以为是衰老的迹象。经检查，他被确诊为口咽癌。在个人网站公布这个消息时，他的语调有些郁闷和疑惑——毕竟，他从40岁时就格外注意身体健康，一直都严格遵守着健康饮食。确诊后的一年，坂本龙一进行了放射治疗和康复修养，当时正创作的个人专辑也因此废弃，他拒绝了所有工作请求，唯独例外的是为亚历桑德罗·伊纳里图的2015年电影《荒野猎人》制作音乐，后来因此获得金球奖提名。

“将来不知道还能活几年，也许还能活二十年，也许能活十年，也可能只有一年。一颗心是提着的。”坂本龙一说，为了不留下遗憾，所以想创造出更多拿得出手的作品。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坂本龙一就是最受西方欢迎的日本音乐家之一，在东亚地区也有广大的乐迷群体。最初，他是合成流行音乐先驱YMO乐队的创始成员。1979年10月，刚发完第二张专辑的YMO开始世界巡演，并因此步入了全球成名时期，迈克尔·杰克逊曾翻唱过他的歌曲。

当时的YMO乐队一度被视为日本文化输出的代表，这让坂本龙一感受到背负国家期待时的沉重。他感到不适并选择回避，甚至在伦敦时还想着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经历：当年夏目漱石作为国家派到伦敦学习英语的代表，在度过两年左右的抑郁生活后就回了国。以备受敬仰的夏目先生来自拟，坂本有点惭愧：“拿自己与夏目漱石相提并论是太夸张了一点。”

“有段时间，我甚至真的有点相信自己就是德彪西转世。”坂本龙一在2017年的自传《音乐即自由》中写道。从小学习古典音乐的他在初中接触到德彪西的音乐后，一度由于太过着迷而渐渐认为自己就是生活在20世纪初的法国作曲家德彪西的转世，甚至心想：自己为什么住在这种地方？又为何是说着日文？他常在笔记本上练习德彪西的签名“Claude Debussy”。

然而，坂本龙一最受瞩目的还是他在《末代皇帝》和《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这两部电影中的配乐创作，这些乐曲中东亚旋律与西方乐器和谐相处，共同为电影营造了悲伤而激昂的氛围，也同时获得了东亚和西方的赞赏。坂本龙一的音乐让人联想到德彪西乐曲中的东方主义，但他却从相反方向来构思，也经常制作成流行音乐。

西洋音乐的历史与坂本龙一的个人生涯相互交错。小学时，他迷上了巴赫，接着又陆续喜欢上贝多芬、德彪西，以及所谓的现代音乐，这让他觉得“像是一路跟着时代变迁听这些西洋音乐”。到了20世纪60年代快结束时，他又逐渐爱上了与他出现在同一个时代的音乐，比如披头士等。

“这也代表着我自己与这些音乐家感受到的问题能够达成一致了。”他写道。

解构

1986年，电影《末代皇帝》开拍。坂本龙一饰演伪满洲国民政部警务司司长甘粕正彦。到达拍片现场当天，他与饰演溥仪的尊龙第一次见面，当时其他演员已经拍摄了三个月并完全投入角色中。尊龙对他说：“你是日本派来的幕后黑手甘粕，是我的敌人，片子没拍完，我不会和你说话。”

“我当时是带着吊儿郎当的心情去的，所以被他的话吓了一跳，心想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坂本后来回忆道，自己还是成天说笑、态度轻浮。甘粕有场重要的戏是要对溥仪说：“你只不过是个傀儡，是我们日本的玩偶。”开拍之前，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特意来警告他：“一星期后要拍这一场戏，你在那以前都不准笑，去想想天照大神。”

然而剧本中有一幕剧情让坂本无法接受，即服毒而死的甘粕正彦在剧中切腹而死。坂本对切腹的情节设置感到反感，拼命说服导演，最后表示：“是要选择切腹？还是要选我？如果要留下切腹的剧情，我就马上回日本。”这让贝托鲁奇伤透了脑筋，最后把剧情改成甘粕举枪自尽。而也因为剧情需要，坂本需要怒吼出“Asia belong to us”的台词。“虽说是演戏，要说出这样的台词还是感到相当为难。”他回忆道，当时导演不断喊“咔”，他则不断吼着这一句。 

对坂本而言，这次电影拍摄的特殊之处是带他回溯了父亲的战争体验。剧组辗转北京、大连、长春三地拍摄，拍的是上世纪初的日本侵华战争内容，而在北京拍摄时是租下了货真价实的紫禁城，移到长春后则是借用了伪满洲国皇帝实际居住的宫殿，而大连也是他的父亲在学生兵动员时期曾短暂驻扎的地方。

坂本龙一的父亲坂本一龟是与野间宏、高桥和巳等许多作家共事的文学编辑，思想比较自由开放，但因曾被征召打仗而在陆军培养出了一些根深蒂固的习惯，比如常用命令军人的口吻对家人大吼“报纸给我拿来！”对此感到可怕的坂本一度不主动跟父亲说话，父亲如果有事情要和他说，也是通过母亲来转述。但是，“我明明在父亲面前一声也不敢吭，却因为太过兴奋，硬是将他拉到音响前，放披头士的唱片给他听。”

人生中首次察觉到自己喜爱音乐、主动思考真正想做的事情则到了初中阶段。上初中后，坂本龙一曾经因为加入广受欢迎的篮球队而放弃了音乐。大概有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坂本完全不上钢琴课和作曲课，他忽然感觉到体内缺少了什么，这时才意识到音乐对自己的重要性。

再重新开始学音乐时，初中生坂本龙一登门拜访钢琴老师和作曲老师向他们道歉，并拜托老师们让他回来上课。为专心学音乐而退出篮球队时，坂本龙一还被队长带到走廊尽头暗处狠狠揍了一顿。以前作曲时，坂本龙一就像写数学练习题一般花一个晚上写完上交。但从这之后，坂本龙一开始认真地全心投入学习作曲。

高中后，坂本龙一的人生才开始有了起伏，他考上高中的那年（1967），日本刚好爆发了两场学生抗争运动。当时刚好是自由爵士正要成形的时候。高中生坂本龙一把时间拿来听音乐、读课外书，其他时间不是和女友约会，就是去参加示威游行活动，虽然每天都在逃课，却忙得不行。

在当时学运分子聚集的咖啡店里，如果要搭讪女孩子，坂本龙一通常都是聊政治：“越南现在发生的事，你的看法如何？”一问之下，对方便会回答：“我觉得战争是不对的事。”然后他就约对方一起去示威游行：“我赞成你的看法，我们明天一起去游行吧！”游行时坂本则体贴地保护女孩子，让她尽量站在队伍中间，不要被警方的机动队打到。

高中生活的尾声阶段也正值“解构的年代”，坂本龙一投身于学生运动，“试图瓦解学校与社会的制度”，在他看来，同时代的作曲家也正运用极端形式力图打破现有的音乐制度与结构。当时的他一直思考，西洋音乐已经发展到了极致，人们必须从传统音乐的束缚中让听觉获得解放。

“我觉得自己当时感受到的问题，至今依然没有什么改变，坂本龙一的原型或许在此时已经悄然形成了。”他回忆道。

▲坂本龙一、细野晴臣、高桥幸宏三人的乐队Yellow Magic Orchestra

沉默的必要

“感觉好像一架钢琴淹死后的遗骸。”纪录片的开头，2012年的日本东北部宫城县，坂本龙一说——他所乘的车辆在“3·11地震”的灾区上摇摇晃晃前进。他所说的这架在海啸中泡在水里的钢琴已经走音，一些琴键按下后无法回弹。

对于这架走音的钢琴，坂本讲到了钢琴的制造过程，他解释着自工业革命以来人们如何通过将文明强加于自然来使钢琴发出美妙的乐音成为可能。“我们人类说这（钢琴走音）不合时宜，但这并不完全准确。”当乐器的调音出现问题时，他表示“它正在努力恢复自然状态”。

纪录片中，在分析俄罗斯导演安德烈·塔科夫斯基1972年的科幻悬疑片《索拉里斯》中对巴赫的乐曲、水声、风声和脚步声的使用时，坂本龙一显得尤其热情。塔科夫斯基电影蕴藏的丰富音乐世界让他着迷，接下来，他在创作的专辑中也试着用电影思维来思考，尝试做出电影配乐般的音乐。

“我从龙一学到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在音乐中保持沉默的重要性。”与坂本龙一合作的年轻的奥地利电子与声音实验音乐人Christian Fennesz曾说：“没有两个人能比龙一在两个音调之间留出这么多的空间。”

工业与自然之间的冲突，以及坂本龙一对两者的拥抱都贯穿于这部纪录片。然而，纪录片的开场用了长达12分钟来展示“3·11地震”后福岛核泄漏事故的相关活动。“比起艺术性和音乐性，更多的政治性。”坂本龙一曾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这样评价这段开头。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震级为9.0级的地震，坂本龙一在纽约市举办公益音乐会。因为地震引发的福岛核泄漏等次生灾害还在继续，当时许多在海外的日本艺术家都回到日本，进行筹款和募捐活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中，坂本龙一在反对重启核电站大型集会上“不能为了用电，就把生命暴露在危险之中”的发言在日本一度引发指责。

“总觉得无论我们说什么，上头的人都听不见。最终又回归沉默，日本人已经沉默四十多年了。”纪录片中，坂本龙一说，“不管是核电站事故和灾区的一些问题，还是灾后日本的政治状况、社会情况，全都每况愈下……如果不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我会感到非常压抑。我做不到视而不见。”

他回忆道，上世纪90年代初他开始关注环境问题。“当时意识到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但是什么东西怎么样不行，还不清楚。但作为艺术工作者和音乐家，会有一种单纯的敏感。环境不会自行毁灭的，而是由于人类的活动，所以我们要去修复，当然也有方法去阻止，因此我就要开始表明这种担忧。”坂本龙一在1999年创作的歌剧《生命》中表达了对原子弹爆炸事件的反思，他也反对恐怖袭击、种族歧视，反对战争。

“我觉得世界上有各种分团组织，有各种隔阂，还有差距，南北差距，当然还有贫富差距、武器军事的差距，为什么要把这些差距看作是消灭的对象呢？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很多不讲理、各种分歧存在。”他说。

2001年，“9·11事件”发生的早上，住在纽约西村的坂本龙一听到了“咚”的声音，他一出门，看到每天都见到的双子塔在他面前燃烧。燃烧的双子塔前飞过好几只鸟。他记得，“这一刻我对自然和人造物大火的对立充满了兴趣，鸟儿为什么能够若无其事飞过呢？”

接着一周，曼哈顿的音乐等一切声音都消失了。一周后，他走到纽约联合广场上，看到一些年轻人用吉他弹奏《昨日重现》，他才想起自己已经七天没有听过音乐了。“可见音乐文化只能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存在吧。”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赵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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