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三万里》是写给这时代的“爽文”

原标题：考公时代的太白醉写

作者 | 石任之，南开大学博士、诗人，扬州大学教师

走进电影院之前，已经看到很多关于《长安三万里》的评论，有人总结其中提到的四十八首唐诗，有人提出不懂安史之乱就看不懂这片，有人感慨杜甫麻鞋见天子才是儒家理想人格，甚至还有营养学家关心李白中年以后小腹突出的健康问题。

当然最多的争议，集中在它所塑造的李白形象上，这也是准备坐下168分钟的观众们的核心期待。

如果只用学术订正的视角切入，这部动画或者任何一部历史题材的创作，都有集矢如猬的风险。

然而叙事文学本不必对细节真实负责，《长安三万里》也不必用史实衡量，甚至每一个为李白形象痛心疾首的评论，都在证明它的成功——民间叙事对天才的想象的成功。

当程公公出现，一再无视战局追问李白如何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应该把它当做一折戏、一段评书来看，这就理解了其人物的塑造应从程式化中找个性。

程公公不断催促高适去讲李白，不是很像京剧里“打坐向前”替观众好好追问故事么？再想一想它是这个时代的说部，这个时代的民间叙事，又理解了书胆为什么是高适。

民间叙事的本质是民间意识形态的聚凝，很多时候民间叙事是反世俗价值世俗伦理的，所以同情被虐待的媳妇、声援贫穷的少年是常见的题材。

而李白命高力士脱靴、醉草吓蛮书这样的传说，历来被视为蔑视权贵、酷爱自由的天才颂歌。

爽文吗？爽文，但爽文也有价值取向。

而我们这个时代影响最大的民间叙事，网文和热帖的叙事主题，以及对经典作品、历史人物的解读和再创作，却在渐渐俯首归顺最务实的计量。多少号称小红楼的作品在不遗余力地敌视低配版黛玉呢？

对这部动画的创作而言，高适不天然是明线主角，明线主角天然是高适。导演在结尾清晰表明了为什么：高适是唐代诗人世功之最。

当然，我很理解从杜甫视角看李白已很难有所突破，但就这部动画的取舍论，李白“最好的朋友”是高适的设定，就是为了凸显世俗成功与否的两歧，就像他们一度分别时面对的歧路。

真正爽文的部分，由高适的蹭蹬到崛起承担了。

这个片子给高适开的金手指很大，《新唐书》只说到李白救了郭子仪，动画改成高适用做幕僚为代价向哥舒翰求情。

至于松州战局，历来看得很明白，明人解释杜甫《王命》一诗说：“‘王官’当指严武。吐蕃围松州，高适不能制，故蜀人思得武以代之。”却也被表现成了严武捡了高适的漏。

捡两则史料和后人评价并非为了说明“原本如此”，有效改编一定会带有创作者个人的偏好或者说偏见。但对高适稳健可靠又能建功立业的塑造，确乎是一种“时代精神”。

青年人反琼瑶的倾向，与考公潮是一脉相承。厌恶风险、低容错是相对保守时期的理性选择。

为什么主角不是杜甫？自然是因为杜甫在世俗上也不成功。

格外有趣的是，有人调侃说看客们同情杜甫也是不自量力：你能让成都军分区总司令照应你么？这恰恰体现了时代不自觉的价值渗透。

关于李白要不要做赘婿，历史上的李白哪会有这等犹疑，而孟浩然说“当”，高适说“否”，并不是孟浩然有什么特别的意见可以深思，依然是为了塑造高适这个人物，一个彻底接受世间法、追求建功立业、以为男儿当自强的用世者。

高适必须正确，他是当代最不出错的心理需求的投射：稳健踏实，终有世功。

我们很多人已经不能在太白醉写的情境中安心地爽了，那就换成高适，老成持重，更符合刷题就有成效的期待，舍此怎能安心呢？

王国维有一篇《人间嗜好之研究》，其中一段论及博与弈的差异，用来讲李杜之别非常适用，而一旦换成李白高适，竟成了更鲜明的对照组CP：

且博与弈之性质，亦自有辨。此二者虽皆世界竞争之小影，而博又为运命之小影。人以执著于生活故，故其知力常明于无望之福，而暗于无望之祸。而于赌博之中，此无望之福时时有可能性，在以博之胜负，人力与运命二者决之，而弈之胜负，则全由人力决之故也。

又但就人力言，则博者悟性上之竞争，而弈者理性上之竞争也。长于悟性者，其嗜博也甚于弈，长于理性者，其嗜弈也愈于博。嗜博者之性格，机警也，脆弱也，依赖也。嗜弈者之性格，谨慎也，坚忍也，独立也。

李白毫无疑问是嗜博者之性格，天才勃发，情绪不稳定，天真以为自己能功成名遂身自退，却在人生每一个重大抉择上都要依赖命运和友人。

而高适因为他的成功，被赋予了更纯粹的嗜弈者之性格：谨慎、坚忍、独立。

这个时代更钟爱弈者的稳扎稳打，所以才有那么多人讨论李白和高适谁更令人羡慕。

但是，但是，居然还有那么多人会热爱李白，这才是真正不可思议之处。

分析史料的评论太多了，而我看到的是大众想象的宽容，如此务实的民众在较为塌缩的现实里肯如此热爱一个明显“不靠谱”的天才，这或许是极致的浪漫。

高适说：“你是谪仙人，要回天上。我是世间人，要在世间徘徊。”他原可以不用望向天上的，还有那些爱李白的人们。

“石堡城暂且与我无关，说回李白”，这是完全悖离现实逻辑的假设。与重整乾坤的郭子仪等人相比，李白何足贵？追问他做什么？可是这个带有重度现实倾向的故事竟然就这么大大咧咧构建在这样一个不讲道理的假设上，创作团队也没有因此流露自疑。

有了这一点，无论再怎么向往“诗人之最”的高氏功业，也已经是诗意说部了。

《长安三万里》肉眼可见的瑕疵不少，比如扬州女剑客那首“红树醉秋色”，传说是晚唐尚书左仆射郑愚在湘中驿站遇到一个女子，她念完这首诗便消失不见。

以古人桥段套路推度，女子不是歌伎便为鬼魅，所唱的又是爱情，时代、地域、身份、情绪都与电影情节不侔。

这也算不上什么大毛病。这个片子想装的东西很多，女性主义装了一点，批判门阀垄断装了一点，零碎得像随更随想的连载。可我还是不由自主地被感动了——务实竟然在竭尽想象地滋养浪漫，尽管其想象可能生硬笨拙，在读书人看来有可嗤之处。

当人们还能去爱李白的时候，爱的究竟是哪一个李白已然不重要。能让一些人感动，或让一些人拍案大骂：这他妈哪是李白，我跟你说一说我心目中的李白！何尝不是成功。

朋友说看到李白杜甫谁更厉害的吵架总会点进去看一眼，以及崔颢那首厉害还是李白那首厉害，也会看一下。

很可爱，这是中国人永恒的李杜钗黛之争，和永不消散的排序热情：三国演义要排一吕二关三典韦，隋唐演义天下第一英雄好汉到第十八条历历可数……都属于民间叙事范畴。

每一个时代都在生产民间想象的李白，《长安三万里》就是考公时代的太白醉写。

李白念《将进酒》时那极致绚烂的画面，是和他失意的人生做对比的。他曾在扬州一掷万金，却既不能在长安边塞封侯，也不能于彩云生处得道。那云间仙鹤驮着他寻找的，是做“节度使高适”不得的精神退路。

写这段的时候，我也在收拾东西回扬州。李白要东向扬州，小童说孟浩然去了扬州，人人都爱扬州。扬州是长安之副，代表着盛唐，一如红楼正副册，而郭子仪为高适之副，合属世功的一面。

李白与高适订下扬州之约时说“二十四桥美景玉人”，用了小杜的诗，其实无妨。戏曲前事用后典常有，《文昭关》里东皋公唱的还是一千五百多年后程颢的诗。

作为大众想象的聚凝，李白必须是安稳现世想象中的不拘一格洒落跋扈，扬州也必须是最耳熟能详的天下繁华之地。

而大众想象中的诗与诗人，“我听说过你们的名字，你们是诗人”，借郭子仪之口而出的这句话，在一个旧诗作者看来已足包容。

诗对于现实生存毫无用处，哪怕如暗室明珠璀璨可见，因为明珠原本也没有什么用处，它只是让我们在现实之外的精神一隅，可以极尽言辞情感之能观照世界抚慰自我罢了。

“长安呐，只要诗在、书在，长安就会在。”

幸而，尚在。

作者介绍：石任之，南开大学博士，国家图书馆博士后，扬州大学教师，师从叶嘉莹先生。撰有《予生未央集》《杜甫》《扬州的鳞爪》、主编有《宋八家词选释评》、整理有《宋四家词选/词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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