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徐昙

春节档大片《无名》在宣发时创造了一个新词——“超级商业片”。

高投入、大制作、强大的演员阵容（梁朝伟、王一博等主演），从这几点看，《无名》确实更像商业片。微妙的是，何以要刻意强调一下“超级商业片”这个概念呢？

2021年6月，投资方博纳影业在“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就官宣《无名》是“中国胜利三部曲”（《中国医生》《长津湖》《无名》）的收官之作。说到底，《无名》是一部主旋律电影。

博纳影业近十年的发展，做对了两件事：一是董事长于冬和徐克、刘伟强、林超贤等香港顶尖导演的合作；二是把香港导演熟悉的商业片属性引入主旋律电影，打破了传统主旋律电影的刻板印象。宛如《风声》，也可以拍的很好看。

但是，博纳的尴尬在于，受益于主旋律电影，又担心囿于这一单一类型。

2022年，中国电影的票房艰难达到300.67亿，相比2019年的600亿已是腰斩。不禁让人产生疑问：如果主流电影的类型固化，能否带动电影市场的长期发展？能否吸引资本的回流？会否压制电影市场的活力？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任仲伦在《2022强影之路》一书中写出了电影业的痛点：“热门影片数量不足，头部影片孤军作战，中腰部影片断层严重等，成为电影票房的拦路虎，由此叠加的困难在释放中带来种种后遗症”。

2022年，中国年观影人次是7.1亿， 2019年是17.27亿，相比2019年减少了10亿人次。这也是为什么，电影行业短短几年变成特困行业的主因。

而近期上映的《阿凡达2》，作为全世界最受瞩目的超级大片，中国和韩国上映时间相差无几。《阿凡达2》在韩国的观影人次是774.2万，但韩国的总人口只有5200万，占总人口比例14.8%。中国的观影人次是2158.2万，但中国的总人口是14.43亿，《阿凡达2》观影人次占我们总人口比例只有1.4%。

这值得反思么？说到底，中国电影需要吸引更多的观众走入电影院。

在决战2023春节档前夕，腾讯财经对话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于冬，谈了谈中国电影的痛点和未来。

问：这几年流量明星其实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这次春节档影片《无名》的主演为什么会选择王一博？

于冬：选用演员王一博，因为他在电影里面魅力四射，导演程耳发掘了他最闪光的点，并运用的恰到好处。王一博是很有潜力的演员，相信经过这次《无名》，他的电影片约会不断涌来。

问：今年春节档竞争激烈，也是电影业压抑了一两年的产能，你对今年春节档票房的判断怎样？

于冬：可以说，今年春节档，各个影视公司都拿出了看家本领，用精良的制作投入到了春节档，为的就是把市场带热。不管最后哪部影片夺冠，都是一次观众回归影院的过程，作为电影人，是希望看到的这一幕的。《无名》这个项目2020年公布，到2023年能上映，是导演和各位主创在疫情下努力的结果，希望能取得好的口碑和票房成绩。希望今年春节档整个电影市场能突破100亿票房。

问：电影是讲述人的故事，能不能讲讲你自己的故事？从创业到现在，你在电影行业20多年了，哪些节点是影响命运的关键时刻？

于冬：其实我还是一个文艺青年，能够进电影学院系统地学电影，毕业之后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其实刚刚参加工作那段经历是挺难忘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我记得我在北影厂工作了差不多六七年的时间，那是我二十多岁到三十岁这个阶段。

对电影的热爱和当时刚入行之后遇到的电影行业的低谷形成了巨大反差。电影行业在90年代是最惨淡的时候，惨到什么程度？国产影片的产量是非常低的，低到年产故事片可能就是80部左右，全国的电影院都关了，很多电影院都改成了股票大厅，很多城市里的影院改成迪厅，县城一级的电影院改成二人转的舞台。电影行业属于一个夕阳行业，是一个非常没落的行业，而这个时候我又是满腔热情地从电影学院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我那时候拎着片子到处去卖拷贝，卖一个拷贝一万块钱，几乎是卖不出去，推销不出去。所以那时候我老说我是推销员。

那个时候卖一个片子，一个一亿人口的大省一个拷贝也卖不出去。我就在想十块钱票价，一千个人看，只能挣一万块钱，就是没人看。我不相信这个事。差不多是在1996年的时候。我拿着北影厂拍的一个片子叫《与往事干杯》，这个片子在山西省一个拷贝人家都不要，后来我就拿到山西太原的一个电影院，叫太原影都，五一广场那，用一个最小的厅，录像厅改的，大概四五十座、七八十座这么一个小厅，独家放映了两个半月，结果卖了40万的票房。单拷贝产出达到40万票房。我一战成名。很多城市开始效仿，郑州也要独家上映，好多地方都要这个片子。我想这是一个对我影响挺大的事。

后来又过了几年，电影市场开始逐渐好转。在2002年年底，张艺谋导演的《英雄》上映，这是一部中国电影史大片，又是武侠片，又集合了李连杰、梁朝伟、张曼玉、章子怡这么多明星。这部片子在当年取得了2.6亿的票房，搁今天就是26亿票房。我当时正在长春出差，晚上去电影院转，长春就两个电影院在放映，其中有一个是大剧场的单厅电影院工人文化宫，这个工人文化宫门口黑压压的，冰天雪地外面站着好多人。我说这是干吗的？他们说是等着进场的观众。我那一刻是非常感慨的。这些观众冰天雪地买完票之后站在台阶下面，在户外等下一场，在候场。连个屋都进不去，因为没有地方。我就感慨，电影院的破旧也萌生了后来博纳要建电影院的念头。我说这么好的观众，只要有好片子，观众就会在那等着看，东北的12月零下二三十度，冰天雪地地站着，我就很感动。

所以，我觉得这三年的疫情让我仿佛看到了90年代的时候电影院门可罗雀那一幕，让我回想到那一幕。90年代的那种困难是这个行业的一个最惨淡的低谷，而今天这个电影市场我们已经发展到全球第二大票房的市场，我们在2019年有640亿的票房，100亿美元啊，无限接近北美市场。然后我们的故事片生产能力从90年代年产故事片不到90部，在100部以下，现在是年产故事片1000部的产量，这样的规模。我们的荧幕数量在90年代的时候可能就是1000张荧幕，今天已经8万多张荧幕的规模。

这么多好的设施设备因为疫情的原因，观众也不敢走进电影院，那对电影行业的冲击影响是巨大的。所以我们今天面对这样的困难电影院该怎么做？中国电影的未来在哪里？

问：博纳在发展的过程中我认为有两个方面对博纳的发展非常重要，一是跟香港导演的合作，二是对主旋律电影的拍摄。关于跟香港导演的合作，徐克是拍武侠片的，林超贤拍了很多警匪片，刘伟强拍的多是黑社会题材，《古惑仔》《无间道》等，你是怎么抓住这批导演的特点，跟他们一起合作的？

于冬：香港导演我合作得最多，也最有发言权，我觉得香港电影经历过辉煌的时期，也经历过市场萎缩的惨淡时期。香港这一批电影人是很了不起的。因为他们与生俱来的这种学习能力跟生存能力是特别强大的。他们都是片场长大的一代，没有电影学院，全是在片场跟着师傅学来的。

刘伟强最早就是摄影助理，搬器材的小工，后来当主摄，后来当导演，后来自己弄剧本，自己开电影公司。所以香港的这些电影人有一种精神就是永不言败。我跟香港电影人的合作从2003年之后，那时候开始更多地发行香港电影，后来又投资香港电影，后来又把香港电影引到内地来，拍内地电影，经历过这样三个阶段。

我觉得中国电影市场这些年的快速发展离不开香港电影创作力量的一种支撑，另外就是中国内地广阔的市场、题材、文化优势也逐渐地吸引了那些香港导演北上。

问：从《智取威虎山》到2021年的《长津湖》，这六七年博纳做了很多主旋律片子，但是有没有担心对主旋律片子大众会审美疲劳呢？

于冬：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在2013年的冬天，差不多9年前，电影市场可以说是充斥着小鲜肉的流量明星的网文改编的、玄幻的盗墓题材，那时候博纳在众多影视公司里面属于比较落寞的，这个时候我发行香港电影，香港电影也陷入了瓶颈，一部古天乐电影卖了，哗，一堆同类题材重复，没有创新，这时候香港电影突然在内地不受欢迎了，大明星也不好使了。

我那时候经常跟王晶导演探讨，你看你拍一部烂三部，因为有人给你钱，你就去拍了，拍了觉得不好了回来又找我，又拍一部好的，然后很多人又追着他投资。那时候资本也疯狂，只要有明星，有大导演就给钱，市场也容易找钱。这个时候博纳是非常落寞的。我在干嘛？我跟徐克讨论，我说我们拍《智取威虎山》，我知道你这么多年也有一个想法，想拍这个戏，我说我们重新解构，我们重新拍一部这样的大片，用现代电影手法去拍。跟徐克导演也一拍即合，因为这也是他多年的梦想。

问：他多年的梦想是拍《智取威虎山》吗，为什么是这部？

于冬：这个源于什么呢？徐克导演在1979年、1980年在纽约唐人街打工，给人家放电影，他会放电影，唐人街上放电影，放得最多的就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京剧，很多华人都喜欢看。到了1989年、1990年的时候他到内地发展，在上海他跟谢晋导演，当时谢晋还活着，跟谢晋导演喝酒，他说你到内地来想拍什么我支持你？他说我想拍《智取威虎山》，谢晋都吓一跳，说你为什么会喜欢这个题材？他说我在看这个故事，好看，孤胆英雄、深入虎穴，这就特像武侠电影的英雄梦想。好，谢晋说一言为定，你要拍，我就支持你。

问：我们继续审美疲劳的话题。

于冬：你刚才提到的主旋律是不是有审美疲劳？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博纳在2013年的时候鹤立鸡群拍了一部《智取威虎山》，到了《红海行动》之后我感觉全国的电影公司都在拍主旋律，电视剧也是主旋律。这个时候《长津湖》怎么办？就是我们要把它升级，主旋律的制作升级、技术升级、格局升级、类型美学都全部升级，达到极致化表达。

那好，也不是所有的电影都可以拍这么贵。将来怎么办？其实更主要的是我的电影的多元化的问题，我们电影文化更广泛的人文关怀还是要回归到人物塑造、人物的描写上，有很多题材可以拍。

问：博纳拍了很多英雄片，好莱坞也拍了很多英雄片，你们的区别是什么？

于冬：博纳这些年拍的主旋律电影，所谓的新主流大片从样式上来讲还是个类型电影。只不过我们把英雄人物、英雄梦想发挥到了一个极致，表达一种英雄的理想。

美国电影这些年一直在拍超能力，《蜘蛛侠》《蝙蝠侠》《钢铁侠》《变形金刚》，用一种虚幻的动漫英雄，漫威的这种科幻英雄，实际上是脱离现实的，但是它赋予了它强大的视觉特效，视觉冲击力，让人眼花缭乱。而博纳这些年拍什么呢？真实的英雄，平凡的英雄，写普通人。

问：《长津湖》调动了那么多人力，却是在疫情这三年拍出来的？

于冬：博纳在疫情最困难的时期带领着一大批优秀电影工作者，徐克导演、陈凯歌导演、林超贤导演，拍了电影《长津湖》。《长津湖》是在疫情最难的时候拍的。由于疫情马上要开机了又停拍，直接经济损失达到1.5亿，对于博纳这样一个民营电影公司来讲是一个巨大的财务压力。但是我们继续打磨剧本，在等下一个冬天再拍。那么就到了2020年的冬天，11月，三大组导演几乎同时开机，就要抢这个冬天一定要把它完成。

很多人老问我过去都是一个导演拍电影，你怎么弄仨导演拍一个？我说首先我不是拼盘电影，我不是写三个故事，是一个电影，全世界也没有一个制片人能把三个大导演放在一部戏里去拍。因为三个导演都是在中国影坛有非常重要位置的导演，他们的作品都是历历在目的，很多经典的电影，有各自的风格，能够统一到一部电影的风格上，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我相信今后也不会有人这么拍。就是因为疫情，我一个导演拍不完，但是我用三个导演把时空摞起来拍。

实际上《长津湖》整个拍摄周期是426天，如果把它铺开是一年多的工作量。不算后期制作。拍摄期我把这个426天变成了三个导演，每个导演一百多天，这也是因为疫情给逼出来的一个办法，就是要在这一个冬天里把它拍完，在建党一百周年（2021年）的时候要向全国观众公映。

问：所以57亿票房是对这种制作的一个回报？

于冬：对。我觉得在疫情管控这么严峻的形势下《长津湖》创造了很多项记录，打破影史最高的票房记录，在此之前还是吴京的《战狼2》在2017年暑假创造了56.9的票房。这不是一部小片，是一片鸿篇巨制，这种大制作实际上很多都拿去好莱坞做后期做特效，由于疫情我们也出不去，所以实现了百分之九十几的国产化，调动了国内近百家后期特效公司共同完成这样一部大片。

所以你会看到电影《长津湖》片尾的字幕有8分钟之长，滚动字幕有8分钟，我两首片尾主题歌放完了这字幕都没走完。

问：疫情这几年电影院的萧条显而易见，除了放映环节，对行业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怎么就短短几年变成了特困行业？

于冬：其实疫情过后对电影行业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在资金短缺、资本市场更加禁闭，还有就是我们所谓的过去的电影投资人都是煤老板、房地产大哥，这些人的热钱都没了，退潮了，资本退潮了。现在是靠着电影行业这么多年积累的自有资金在拍电影，还保持着旺盛的创作能力。但是，如何能让资本回流也是我们今天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所以，在2020年博纳打了个翻身仗，票房取得了业绩上的增长。但是，如何让这种增长再持续，是需要资本市场助力的。所以，博纳影业经过了6年多IPO的长跑，在2022年的8月18号终于在A股上市，从美股退市到A股重新上市，我又艰辛地走过了六七年的时间。

问：博纳影业的上市之路挺曲折的。2010年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2016年因为估值问题又从美国退市，经过漫长的等待，2022年8月18日终于又在A股上市。从美股退市到A股上市，这六七年都做了哪些事？

于冬：这六七年由于在IPO申报阶段也不允许你有更多的资金去买买买，也不可能去并购，只专心做了一件事就是拍电影，拍好电影。所以，每年博纳都有一部大片出来。从2014年的《智取威虎山》之后，2016年推出《湄公河行动》，2018年春节档《红海行动》，2019年《中国机长》《烈火英雄》，2020年由于疫情受到了影响，2021年《中国医生》《长津湖》。这9部戏220亿票房，所以为行业也做了巨大的贡献。

问：过去十年，有几股“热钱”进入电影行业，最早的主力是煤老板，其次是房地产公司，比如万达这样拥有自己院线的公司，后来是互联网公司。都让电影市场的整个规模变大了好几倍。这批主力如今怎么样了？

于冬：煤老板肯定没了，房地产大哥也没了，现在互联网成为主导，尤其是剧，网剧和电视剧这一块。唯独电影院、电影市场还有一大批竞争的影视公司，这些公司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票房收入。视频端是靠广告收入的，所以说买谁不买谁，买多买少反正在这一年的广告收入里去平衡。但是电影院不一样，它是一个C端的市场，票房实际上就是选票。

所以，我觉得这个竞争更加激烈。互联网公司还是比较慎重，它只是参投，我更是希望他们全投版权，我们给你打工。但是，他们不会全投的。所以说这些年来电影的原创力还是很旺盛的，还是希望中国的影视公司能够奋战在创作一线去挖掘这些更好的内容。其实拍摄的过程反而简单。其实是开发孵化的过程更加漫长。希望我们能够专心地在创作的前沿，而不是盯着资本的口袋。

我经常想投资人是什么，投资人是找拿着钱在做钱的生意。但是，电影人是什么？是在把一个内容做成一个作品，它是一个生产过程，当然离不开资本，也需要更多的钱。但是作品不是钱多、钱码钱就能创作出来的。所以，这个过程一定是孤独的过程，一定是艰苦的过程。投资人在做钱的生意，哪里赚钱就会投到哪里去？那么只有电影产业这个大盘都回流，市场回来，市场主体活跃，资本自然会回来。那时候可能更多的投资主体都会进来。但是，经过这一场疫情大浪淘沙之后，沉淀下来的是一些好公司，好导演，好的制片人。

问：博纳在上市之路上为何要这么折腾？

于冬：我希望疫情给我们带来的影响能够得到弥合，能够更多地跟投资人、资本市场结合，（得到资本市场的）支撑、支持。博纳为什么要上市？很多人说博纳这几年挺赚钱的公司，为什么非得要上市？我就说好莱坞的“六大公司”（迪斯尼、二十世纪福克斯、华纳、环球影视、派拉蒙、索尼影视）全是上市公司，好莱坞的资金从哪来？是华尔街，是金融家、银行家在支持着好莱坞。那么中国的电影公司要想跟世界前六大公司去竞争，光靠自有资金滚动发展，到2035年我们干不过人家，我们要靠中国的资本市场、中国的金融市场来支撑起我们中国影视产业，未来才有可能跟好莱坞的大公司掰掰手腕。

所以，希望我们中国这种所谓的互联网平台公司，包括国有的大的电影集团、文化产业集团，包括民营的这些头部公司能够强强联合。我们现在经常说一个叫抱团取暖，实际上是强强联合，大家共同打造一个中国电影的产业规模，做到20亿人次甚至30亿人次，我们的产业规模放大之后，我们跟国际竞争的底气和勇气就会与日俱增，我们的出口能力，国际影响能力也会与日俱增。所以，要有这份雄心和这份野心，我们要在未来的10年后能跟好莱坞大公司同台竞技，争夺全球市场。

问：说到电影票房，2010年中国的总票房就已经突破100亿，到2019年是600亿，2021年是470亿，2022年是300亿。可能让人家比较感慨的是2019年《复仇者联盟4》上映的时候一天的票房是5个亿，但是在2022年4月份的某一天我们的服务费加上票房可能还不到700万，这个落差其实是非常大的。疫情这三年电影院是受冲击最大的产业之一，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于冬：2019年的时候中国电影票房达到640亿，已经98亿美元，那一年的北美市场，我说北美是美国加上加拿大，是110亿美元，所以我们已经无限接近北美市场了。而第三名的日本市场是29亿美元，印度市场是19亿美元，所以在全世界我们已经甩开第三名一倍以上了。

2020年以来，这三年的疫情，我们电影行业蒸发了1000个亿，如果不算增长，就是2020年、2021年、2022年都按600亿算，我们是1800多亿，而这三年现在加起来是800亿，我们蒸发了1000个亿。这1000个亿是行业的现金流，它影响了各个制片端、发行端、供应链所有行业的细枝末梢，有的小型的代理公司、后期公司都关门了。有些电影院也经营不下去了，也开始卖掉，卖掉都是白菜价卖的。对行业影响巨大。

但是，我们要始终保持着一种信念，就是这个疫情终会过去，我们要再坚持一下。就是这种坚守初心，坚守创作理想，坚守到电影市场复苏的那一天。

问：电影市场现在是有痛点的，有一位专家总结得特别好，他说“热门影片数量不足，头部影片孤军作战，中腰部影片断层严重等成为电影票房的拦路虎，由此叠加的困难在释放中带来种种后遗症”。作为电影投资方，你觉得怎么改变这种现状呢？

于冬：我觉得这是暂时的，因为疫情一些影片的计划被打乱，供给侧、供给端也出现了问题，那自然传导到终端，电影院就会出问题。我觉得恢复不会一蹴而就，需要我们电影同行全行业的努力，需要制片端发力，制片端发力就要融资，需要有资本市场助力；第二个就是我们影院端的坚守在苦撑着，三年都过来了，希望能够有所缓解；再一个是我们要有活跃的市场主体。这些国有大公司、民营的头部公司都要身先士卒，要勇于创作，勇于创新；再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电影人要不断学习，不断进步，要能跟得上电影产业变化的潮流。

我们需要在2035年实现电影强国，我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问：你和老中青三代电影人都合作过，老一辈的电影人和新生代是有很大的代沟的，新生代的电影人是在造星的商业模式中成长起来的，是在“饭圈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会被认为专业性不足，但是他们的商业号召力很高，这是一个矛盾。但是通过《长津湖》我们也看到易烊千玺的专业能力、演技、敬业程度其实是不输老一代的。对“后浪”这个阶层的电影人你合作的感受是什么？

于冬：其实博纳影业这些年一直都有跟年轻作者、年轻导演、年轻的演员合作。其实在选角上我从来没有说一定要选这些当红的、有流量的、有号召力的，我是觉得这个角色就应该是他的，就是对的人。

当时《长津湖》找易烊千玺的时候，其实伍万里这个角色就是这么一个年轻人，而他刚刚过20岁生日，就是一个萌动少年最后成长为一个战斗英雄的年龄和经历。而且他是专业院校毕业的，是在中戏在校学习期间我们帮他请假出来的，而正常大二之内是不允许出去拍戏的，那会儿他是大二那个学期，所以我们帮他去请的假。

吴京这些“中间力量”现在是中国电影的中坚，这一批其实也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其实我跟吴京之间还因为《战狼》那时候有竞争，你看我那些大戏都会有竞争，因为我自己有片子，同档期都会得罪一些人，但是面对合作的时候大家就摒弃前嫌，会坐在一起。吴京经常说你为什么来找我？因为我说这个角色就是你，你是不二人选，当然你可以不来，那我再想别人，但是这个角色就是你。大家都是专业的。当时他看完《长津湖》剧本之后说我来。

我特别反对电影行业很多人都是公式化，他有哪些票房多少量。怎么媒体老是说这个演员突破100亿票房了？百亿票房演员，二百亿票房演员，谁谁谁是三百亿票房演员。这个票房你可能是其中参演的一个人，且不可以把别人跟你合作的都算成自己的票房。我们在选角的时候从来不计算这个事情，我们只计算他适不适合这个角色，适不适合这个演出。

问：那驱动中国电影市场成长的内驱力是什么，如果总结一下？

于冬：我觉得是产业政策的进一步地支持和鼓励。鼓励什么？不是扶植某个项目，是要鼓励市场主体，要鼓励这些企业，给这些企业更多的优惠、扶植政策，让它成长为大企业。再一个，在规范行业的同时更多的是要有相关产业的助力，比如金融资本市场。不是关门，一关了之。资本市场对于影视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不仅仅是一个财报的问题。我们有时候上市之后老围着财报转，那么创作就急功近利。

而且，资本市场经常认为影视公司你今天这个电影好了，有票房，那个电影不行了，你不可持续，不可能复制，我认为他恰恰没有理解电影产业。中国影视产业最终的发展一定是可持续的，因为我们有17亿观影人次，一年看一次电影是多少钱？这么大的一个观影需求在，怎么能培养不出来中国的十大电影公司呢？

所以，我希望资本市场能够更多地宽容，更多地支持，让这些产业除了电影票房收入之外能够有它的IP实景化，它的IP能变成一些衍生品，更加丰富它的收入来源，能够让这些电影文化带动起来的相关产业也得到进一步地发展。这都是未来我们需要走的路。

问：技术之于电影行业一直是个双刃剑，美国电影人长期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电影已死”。比如像诺兰和卡梅隆都担忧随着技术的发展，比如VR技术会让观众留在家里。但是另一派的意见，比如像李安，就觉得技术的发展反而会促使这些观众进入电影院，你是怎么看的？

于冬：电影的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带来了电影的进步、电影的飞速发展，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两地到三地，到全景声，立体声从前后喇叭到整个全景声的声音、环绕声，我觉得这些都给电影带来了最大的变化——就是沉浸式的剧场效应。

我们跟短视频也好、长视频也好，跟小屏的竞争未来一定是不断强化的剧场效果，没有剧场效果的内容其实在手机端，在iPad小屏端都可以放映。但是为什么还要走进电影院去看？就是那种沉浸式的剧场效应。所以我们的电影未来一定会走向更加极致化的剧场效果的表达。希望我们的电影能够越拍越好，能够给观众带来不同的视听盛宴，相信观众会回来。

问：《阿凡达1》2010年在中国上映时，中国电影正好突破了100亿票房，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而《阿凡达2》上映时又再一次遇上了中国电影市场的重要拐点。这部电影总是具有象征性意义，并在一个特殊的时间窗口？

于冬：2022年12月16号《阿凡达》的上映相信给电影行业的复苏注入一个强心针。10年前《阿凡达》在中国取得了14亿票房，那个时候有2亿票房是在普通荧幕放映产生的，有12亿是在800张3D荧幕里面产生的。时隔10年后中国的电影院的屏幕已经85000张，再加上这些特殊影厅，我们已经有超过4万张以上的特殊影厅。包括IMAX，包括CINITY，包括巨幕厅，包括4D、3D、4K这种特殊厅，我们一半以上都是特殊厅。所以，以这样的放映规模，相信疫情调整之后观众会回流，回归到正常生活，看电影是他的必选之项。

紧接着春节档也会到来，一大批蓄势待发的大片都在做春节档的准备，博纳影业也在厉兵秣马准备春节档大片，能够跟观众见面。希望疫情尽快过去，让全国的电影观众回归到正常的生活，看电影，吃苞米花，喝可乐，回归到我们2019年的样子，希望电影能给我们带来一份温暖，带来一份面对生活困境当中崛起的这份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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